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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我還會選擇化學，也還會做藥物化學家，因為我感覺做藥物研發是一種使命，一種責任， 當然也樂在其中。

——崔景榮



《273億！醫藥巨頭收購華裔科學家公司，對國內Biotech有何啟示？》，2022年6月這則標題新聞在國內醫藥圈引發關注——醫藥巨頭百時美施貴寶（BMS）宣布并購納斯達克上市公司Turning Point Therapeutics，并購總額為41億美元（約合273億元人民幣）。

實際上，引起大家關注的并非交易的額度，而是這筆并購案背后在藥物研發領域有過突出貢獻的華裔女科學家——崔景榮。讓我更感意外的是：她和丈夫李一山正在創建第二家生物醫藥公司。

記得有一個有趣的統計數據：如果想聯絡到一個人，需要的中間環節不會超過六人。我開始梳理可能聯絡到她的路徑，想親自佐證這個統計數據的合理性，沒想到結果異常順利——盡管她遠在地球的另一面，中間聯絡環節居然沒有超過兩人。

于是，我們開始了微信對話：

“寧靜您好。我讀了您的一些訪談錄，我在考慮自己是否適合您的采訪。因為我一直在美國學習、工作、創業，沒有海歸經歷，而您的受訪者都在國內創業創新，我的經歷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可能不適合您的訪談。”

“景榮老師您好。我確實一直在講述中國醫藥領域創新創業者的故事，但看過您的報道新聞后，我想嘗試換個角度：在海外的華人科學家何以創新創業成功？背后的原因是否對國內醫藥同行有所借鑒？中美在醫藥創新方面還存在差距，您的經歷是否可以折射出其中的原因？盡管您沒有歸國，但您的經歷是海外華人科學家的代表，也許您的故事會給更多人帶來啟發，間接促進中國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這也是我們做創新者系列訪談錄的意義。不知這些能否打消您的顧慮？”

“謝謝，如果這樣我就比較放心了。”

崔景榮：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應用化學系學士及碩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有機化學博士，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從事博士后研究。曾在輝瑞(Pfizer)領導腫瘤藥物研發長達14年(其中4年在SUGEN)，主導設計研發了肺癌新藥克唑替尼（Crizotinib）及勞拉替尼（Lorlatinib），并榮獲第38屆美國年度國家發明獎，2013及2021美國化學會化學英雄獎，輝瑞2006和2012 全球研發成就獎及輝瑞2011年創新獎；曾參與Sunitinib（Sutent，索坦)的研發，主導c-MET特異性抑制劑PF-04217903的研發設計。2013年創立生物制藥公司Turning Point Therapeutics，設計研發了新一代ROS1抑制劑Repotrectinib (TPX-0005)并獲得美國FDA三項突破性療法認定。2021年創立生物制藥公司BlossomHill Therapeutics，專注于腫瘤學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領域。

▌“沒必要把時間和精力消耗在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上"

“大概兩年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請我做一個線上講座，針對現在從上學到工作普遍存在的焦慮感，我和科大校友交流了一些個人體會。焦慮感實際上對人的影響特別大，非常不健康。其實，不管處在求學的哪個階段，最重要的是發現自己感興趣和擅長的領域。因為興趣和擅長可以讓人愉快地投入一件事，壓力不是負擔反而會成為動力。所以，當發現專業不適合自己的時候，即使讀了研究生也可以再改，因為人的一生很長，沒必要把時間和精力消耗在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上。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早在中學時代就發現了自己的興趣和擅長。”

崔景榮的中學時代在陜西師大附中度過。她所在的班級師資力量特別強，尤其是數理化，她上化學課感覺尤為輕松，甚至覺得自己的基因就適合學化學。直到現在，她仍然非常喜歡化學，即使不再需要親自做實驗，也依然經常去實驗室看看，“因為興趣始終在這兒”。

崔景榮很感恩在遙遠的中學時代就遇到了好老師。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可能是終生的，傳授知識只是表面，能否引發學生的進一步思考、邏輯思維能力的建立對孩子的影響更為深遠，在今天的教育環境下，顯得尤其珍貴。

“不管哪個時代的孩子，中學階段都非常重要。我知道現在很多中國學生在學奧數，但奧數不是衡量天才的唯一標準。每個人的天分都不一樣，適合學有機化學的人反而不適合學數學，比如我雖然數學可以考滿分，但我知道自己不是學數學的材料。人的大腦都有一定的傾向性，中學階段要發現自己擅長的學科，找到自己的興趣最重要。”

1980年，崔景榮在西安參加了高考制度恢復后的第三次高考，進入當時在全國高校中排名第一的中國科技大學應用化學系。那是一個科學至上的年代，科大直屬中國科學院，在招生方面有很大吸引力，當時各省高考前幾名的學生幾乎都報考了科大，崔景榮也成為科大在陜西省招收的5名學生中唯一一個化學專業的學生，并從此伴隨她一生。

▌“我一直認為在科大受到了世界第一流的大學教育”

當時科大學習氛圍很濃，學業任務也很重，本科五年時間中有三年學基礎，即使在化學系，對數學、物理的學習要求也很高。崔景榮記得那時唯一的課外生活就是在學校里打打球，其余時間都在圖書館、自習室或實驗室度過。

“我一直認為在科大受到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學教育。雖然大學所學知識將來不一定會直接用到，但大學的知識基礎和對思維的培養，可以讓人在走出校門后能夠自學任何東西。教育不能目的性太強，如果只奔著某個職業去，知識面就太窄了。實際工作中往往需要跨學科，那些曾經以為‘無用’的知識就會像泉水一樣一點點滋潤你。”

大學畢業后，崔景榮考取了科大化學系碩士研究生。在科大八年，她有了扎實的高等化學基礎和嚴謹的邏輯思維能力，她渴望能夠完成更完整的學業——拿到博士學位，但特殊歷史原因造成當時國內的博士教育還不成熟，所以她決定出國讀博。

1989年，崔景榮遠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攻讀有機化學博士。與她同期赴美讀博的還有日后成為她的生活伴侶、事業搭檔的丈夫李一山。

李一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應用化學系學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分子生物學和生物化學博士，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從事分子生物學博士后研究。曾任Kenson Ventures 副總裁，Epitomics副總裁、執行副總裁。2013年和崔景榮聯合創立生物制藥公司Turning Point Therapeutics，2021年再次和崔景榮聯合創立生物制藥公司BlossomHill Therapeutics。

▌“我覺得去工業界做研發更適合自己”

崔景榮在美國讀博士研究生的經歷跟別人不太一樣。因為她的導師當時已經處于半退休狀態，幾乎很少出現在實驗室，所以整個研究生階段基本靠她自己完成。

“從短期來看我發表的文章不如別人多，但從長遠來講，那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因為導師不能經常指導，我不得不獨立思考解決問題。最終我很好地完成了畢業論文，這還是要歸功于國內非常扎實的基礎教育。”

博士畢業后，崔景榮帶著不滿一個月的女兒搬到了加州，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從事博士后研究。那一年，她開始認真思考什么才是適合自己的未來職業選擇。

“我們上世紀八十年代出國的學生，在國內學的很多是‘啞巴英語’——能讀能寫，聽說就很弱。如果口語不那么地道，在大學里做教授的壓力會很大，同時我更喜歡應用研究，所以我覺得去工業界做研發更適合自己。”

做博士后研究一年后，崔景榮進入北加州舊金山灣區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在隨后的八年時間里，她因為工作變動數次搬家，遷徙于南、北加州之間。

1999年，崔景榮和李一山帶著兩個女兒從南加州圣地亞哥又回到北加州。崔景榮進入生物技術公司SUGEN，李一山則暫停工作進入加州伯克利大學Haas商學院攻讀MBA。

李一山完成博士后研究之后，進入一家生物技術公司負責產品開發，作為部門主管有機會參與到市場、銷售等部門的工作。他發現自己對商務工作更感興趣，工作兩年后便想去商學院讀書。崔景榮非常支持他，于是李一山做出全職就讀MBA的決定。回憶起那段經歷，李一山仍然感動于妻子一個人工作全力支持他在商學院讀書的兩年時光。

MBA畢業后，李一山進入風險投資公司Kenson Ventures LLC任副總裁。這是一家在美國華人圈里最早專注于生物領域的投資公司，是美國著名的華人生物技術企業家Kenneth Fong博士創辦的。在和Kenneth Fong一起工作的兩年多時間里，李一山受益匪淺，他兼具生物專業和商學院的背景也讓他得以快速成長并對公司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每一次創新都是焦慮到極點之后的突破”

生物技術公司SUGEN是由基因泰克的早期科學家 Axel Ullrich于1991年創立，二十一世紀初已成為開發蛋白激酶抑制劑的先鋒，擁有140個蛋白激酶或磷酸酶的知識產權。SUNGEN研發管線中最著名的項目——抑制多種受體酪氨酸激酶（RTK）的小分子藥舒尼替尼（Sunitinib），正是2006年由輝瑞推向市場的抗癌藥索坦（Sutent）。

SUGEN的科研項目之一是以c-MET為靶點開發小分子抗癌藥。癌癥是人體的某些正常細胞基因突變后脫離了機體的調控無限制繁殖造成的，因突變而過度活躍的受體酪氨酸激酶（RTK）是最常見的一類致癌蛋白，c-MET屬于RTK的一種。異常的c-MET信號傳導被發現幾乎存在于所有實體瘤中，參與或驅動癌變的多個步驟，工業界一直在尋找靶向c-MET的小分子抗癌藥。

本世紀初，制藥公司主要使用兩種技術路徑研發小分子藥。第一種是建立化合物庫，通過高通量篩選技術找到能結合靶蛋白的分子，這些化合物來源于自然（植物、真菌等）或化學合成；雖然這一技術能找到結合靶蛋白的化合物，但成藥性往往不夠理想。第二種是基于靶蛋白結構的藥物設計，即根據靶蛋白酶與底物或輔因子（比如激酶與ATP）結合的三維晶體結構來設計小分子；這種設計技術對藥物設計師的要求很高，既需要有深厚的化學功底，還需要考慮候選分子的成藥性。

崔景榮正是一位藥物分子設計師。她加入SUGEN的第二年開始接手c-MET項目，主要負責為該項目制定目標和戰略，并親自改造和設計新的分子。她的助手按照她的想法合成出化合物，團隊再做各種實驗檢測化合物的活性。最終新化合物的活性將決定如何繼續改造分子，周而復始，直到設計出最理想的化合物分子。

“藥物研發需要漫長的過程，進步是一點一點發生的。一個好的數據能立刻讓我高興起來，如果數據一直沒有突破就要及時停止，去探索新的解決方法，新問題解決了又會覺得非常興奮。在研發過程中有很多不同的興奮點，讓人幾乎停不下來。”

崔景榮帶領團隊用了一年的時間優化出化合物PHA-665752（PHA代表Pharmacia），并在臨床前實驗中被廣泛使用，由此確定了以c-MET為靶點治療多種癌癥的可行性。但PHA-665752成藥性很差，其分子量超過了600，而理想的小分子藥分子量不應超過500；其次，它的組織滲透力較低，在水中的溶解性很差，在體內很快就被降解代謝。

崔景榮的目標就是以PHA-665752為模板繼續調整化學結構，找到分子量更小、脂溶性低、成藥性強的候選化合物。隨著一個個新化合物被設計合成出來又一個個被否定，項目團隊陷入了困境，2001年在挫敗中結束。

“做科研過程中，每一次創新都是在走投無路、讓人焦慮到極點之后的突破，因為創新就要打破束縛，新思維的產生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周而復始，直到取得成功。藥物創新就是連續解決問題的過程，比如剛解決了藥物活性問題，藥物吸收又成為障礙，吸收問題剛解決，毒性問題又凸顯出來，所以我大部分煩惱都跟藥物研發有關。回頭看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過程，但身在其中時常常感覺非常挫敗、煎熬。”

▌“我負責的項目就像我的第三個孩子一樣難以割舍”

2002年春天,崔景榮收到了由Pharmacia意大利團隊提供的c-MET的激酶結構域（KD）結合PHA-665752化合物的X射線衍射晶體結構。有了共晶結構數據，優化藥物結構的工作就不必再“摸黑”前行，藥物設計因此變得更為理性。

崔景榮看到的是世界上第一個c-MET激酶與抑制劑結合的三維結構，揭示了c-MET獨一無二的非活化構象及PHA-665752化合物與之相結合的重要作用點。她感覺化合物結構相對于功能而言沒有取得最佳效率，應該可以通過精簡得到更有效的分子。她有了一個新的設計想法，結構完全跳出PHA-665752的框架，可能是藥物設計上的一次飛躍。

藥物分子優化過程中，每一個基團的改變都可能帶來變數。2002年5月，按照崔景榮新思路設計的一系列化合物的酶學數據有了結果，其中幾個化合物的活性數據讓團隊看到了希望。在蛋白三維結構的指導下，崔景榮分析了化合物的活性變化趨勢，她相信自己的設計方向沒有錯。隨后，她設計了以5-芳基-3-芐氧基-2-氨基吡啶為骨架的更多化合物并委托CRO去合成，以便能加快速度。

2002年7月15日，輝瑞宣布以600億美元收購Pharmacia，并計劃在幾個月內完成并購整合。輝瑞當時有幾個抗癌藥的研究點，因此SUGEN面臨被關閉重組的可能。

崔景榮團隊c-MET抑制劑的研發此時正進入關鍵時刻。雖然公司里很多人都在觀望，等待未來公司的命運，崔景榮帶領團隊依然專注于c-MET抑制劑的優化研發。年末，終于攻克了困擾已久的細胞活性問題開始了動物實驗。三個月后，新的化合物在小鼠實驗中顯示出良好的抗腫瘤活性，崔景榮團隊需要時間繼續優化結構以解決與藥物動力學相關的問題。

就在此時，輝瑞宣布關閉SUGEN，所有項目由輝瑞接手。

“當宣布SUGEN被輝瑞并購時，大部分人已經開始找工作了。我的性格特點是只要認準的事絕不會輕易放棄，所以在那種搖擺不定的時期取得突破相當不容易。我從晶體結構出發做設計是一種非常跳躍的思維，沒想到剛拿到結果公司就要關門了。這個項目的整個設計是創新的，感覺就像我的第三個孩子一樣難以割舍。”

崔景榮面臨著兩難的選擇。雖然北加州生物技術公司眾多，但輝瑞在北加州卻沒有工作機會，如果她要繼續做c-MET項目，就要向輝瑞在圣地亞哥的分部重新申請工作。而此時崔景榮一家四口已經在北加州安家落戶，李一山在投資公司工作很順心，兩個女兒在各自的學校也很開心。如果去圣地亞哥工作，就意味著現有的生活將完全被打破。如果不去輝瑞呢？崔景榮歷盡心血的c-MET項目很可能消失在輝瑞數量龐大的在研項目中。

2003年夏天，崔景榮決定去輝瑞，李一山最終尊重了她的選擇，因為他覺得她的快樂對家庭最重要。他們賣掉了北加州的房子，崔景榮帶著兩個女兒到圣地亞哥安家，李一山則租了一間公寓，繼續留在北加州的投資公司工作。此后，李一山每周都在南北加州之間飛一個來回，直到2013年也回到圣地亞哥。

▌“輝瑞十年，我已不再只是一個化學家”

進入輝瑞圣地亞哥分部后，崔景榮繼續c-MET項目候選化合物的優化。一年后優化工作完成，確定了最終的候選藥物分子PF-02341066（PF代表輝瑞），后來被命名為克唑替尼（Crizotinib）。在后續研究中，克唑替尼被發現對激酶有高度的選擇性，特異性抑制c-MET、ALK（間變性淋巴瘤激酶）和 ROS1，對其它激酶的細胞抑制活性很低——這預示著克唑替尼的安全性會很好。

2006年，克唑替尼進入一期臨床試驗，隨后顯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2007年，日本和中美合作的兩個團隊分別發現，ALK融合基因 EML4-ALK是4-7%非小細胞肺癌（NSCLC）中的驅動致癌基因。克唑替尼可以抑制EML4-ALK酶，輝瑞因此決定將克唑替尼的治療轉向ALK陽性的肺癌,擴展了正在進行的一期臨床試驗。

在一期臨床試驗中，克唑替尼在119名融合ALK基因陽性的NSCLC患者中取得了61%的客觀緩解率（即61%的患者中腫瘤完全消失或明顯萎縮），在二期臨床試驗中達到50%。憑借這些數據，2011年8月26日，美國FDA批準克唑替尼上市，輝瑞為其命名的商品名為賽可瑞（Xalkori）。

賽可瑞是個體化治療和精準醫療理念在癌癥中的成功應用。FDA批準賽可瑞的同時也批準了其伴隨診斷方法——由雅培生產的檢驗ALK斷裂的FISH檢測試劑盒，賽可瑞成為最早通過腫瘤分子標志物決策、針對癌癥患者亞群的治療方式之一。

2011年，崔景榮及克唑替尼化學團隊被授予第38屆美國國家年度發明家獎。2013年2月，賽可瑞獲得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準進入中國市場。2017年，賽可瑞全球銷售額近6億美元。

克唑替尼研發成功后，崔景榮則繼續投入到下一個候選藥物分子勞拉替尼（Loratinib）的設計中。作為克唑替尼的替代藥，勞拉替尼能穿越血腦屏障，適用于治療轉移到腦中的繼發性腫瘤。2015年，勞拉替尼被FDA批準用于治療二線或三線的ALK陽性NSCLC。

像所有大公司一樣，輝瑞的部門分工非常細，立項一般由生物背景團隊決定，然后抽調各部門不同專業的人組成項目團隊，設計、合成一環套一環。崔景榮在輝瑞工作十年后，已不再只是一個化學家，她了解患者的需求，具備獨立選題的獨到見解和能力，她渴望做自己認為正確的研究方向。事實上，選題能力對她后來創業至關重要，因為一個技術公司的關鍵就在于確定研發方向。

“加入一個生物公司，做什么研究其實個人沒有多少選擇權。SUGEN是開發蛋白激酶抑制劑的先鋒，我進入后就隨之開始蛋白激酶的研究。后來SUGEN被輝瑞并購，為了我負責的項目能有結果，我選擇留在輝瑞。即使一直留在輝瑞，我也只能主導項目的化學設計，無權決定項目的選擇。”

大公司的研究優勢在于臨床階段，資源、資金、人員配備都非常充足，臨床階段能夠快速推進。但崔景榮也深知大公司的弱點——決策慢，對于新項目的決策效率遠遠低于小規模的生物制藥公司。

“我這個人比較樂觀，覺得自己能活到一百歲，所以50歲就是一個重要節點。50歲之前我感覺一直在學習和吸收，過了50歲就很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我就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50歲一定要有一個新的開始。2013年我剛好50歲，離開輝瑞會是一個新的開端，我想去嘗試自己最想做也最擅長的事。”

崔景榮選擇在50歲時離開輝瑞，那一年，她在輝瑞工作了整整十年。

這十年間，繼續留在北加州工作的李一山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他所在的Kenson Ventures領投了生物科技公司Epitomics的第一輪融資，這家初創公司的創始人之一、董事長兼CEO正是后來在醫藥圈里大名鼎鼎的余國良。Kenson Ventures 總裁Kenneth Fong加入Epitomics董事會，李一山則以董事會觀察員的身份參與到Epitomics的管理事務，逐漸與余國良熟識并成為好友。兩年后Epitomics發展壯大，董事會決定嘗試做試劑領域，余國良邀請李一山加入Epitomics任主管試劑板塊的副總裁，負責試劑產品的開發、市場和銷售。

崔景榮去往圣地亞哥工作后，余國良體恤李一山的不易，同意他每周在公司工作四天、在圣地亞哥家中工作一天。于是李一山每星期四下班飛回圣地亞哥，星期一早晨再飛到北加州，堅持了近十年。

在Epitomics工作期間，李一山熟悉了公司的運營，也積累了豐富的人脈資源。2012年Epitomics被并購，李一山感覺自己開創新事業的時機也成熟了。

▌“我創業的最終目標是把藥物推進到臨床治病救人”

彼時的美國醫藥大環境也正發生著變化：藥企投入越來越大，被批準的藥物很有限，而已經上市的很多藥品面臨著專利過期，大公司開始不斷裁人。輝瑞從2003年并購PHARMACIA開始就一直在合并、裁人的循環中，為了節省開支，研發的很多環節不得不選擇CRO服務。

每個大藥企都有完整的新藥研發體系，如果一些部門不能在所有時間滿負荷運行，就意味著資源的浪費和效率的降低。CRO的出現從社會層面看是一種趨勢，也是一種節約，中國CRO行業在無形中被推動著迅速發展起來。崔景榮對此深有體會。她剛到輝瑞時，為了讓CRO業務能力能與輝瑞匹配，輝瑞經常派專家去指導CRO，所以那時起家的CRO起點就很高，藥明康德就是其中之一。

CRO的發展反過來也促進了醫藥人才獨立創業。一個創新的科研項目，只要能得到資金支持，科學家就可以獨立主導項目的研發，通過外包給CRO做合成及檢測就可以用最快速度把研發項目推進到臨床，科學家創業再也不需要在公司內構建所有需要的新藥研發部門。臨床試驗驗證之后，大公司又可以發揮強大的市場推動作用。因此，美國醫藥產業鏈發生了巨大改變。

崔景榮在不同規模的生物醫藥公司工作過，深知各自的優劣，CRO行業的成熟也讓她感覺到科學家創業是可行的。此時，離開Epitomics回到圣地亞哥的李一山，也不斷鼓勵她去做新的嘗試。

“生物科技創業通常有兩種人。一種人是管理背景，他們根據行業發展的大方向確定項目方向，然后去找資金，再從上往下構建團隊；他們的強項可能不是最開始的藥物研發，所以通常會通過項目引進快速進入臨床階段，進而快速商業化。另一種人是像我這樣的科學家背景，以創新項目為出發點去找資金支持，然后自下而上構建團隊，從科學發現開始一步步推進。這二種模式都是基于創始人自身的特長，沒有優劣之分。”

2013年10月，崔景榮和李一山聯合創立了 Turning Point Therapeutics 生物技術公司（最初名為 TP Therapeutics，后更名為 Turning Point Therapeutics），致力于新一代激酶抑制劑（TKI）的研發。崔景榮在輝瑞的研發業績加上李一山在投資圈的人脈使得Turning Point順利完成由Kenson Ventures領投的第一輪350萬美元的融資。Turning Point上市前先后完成4輪融資共計1.47億美元，分別來自Cormorant Asset Management,禮來亞洲、Orbimed、GSK風投部門SR ONE等知名投資機構。

崔景榮沒有讓投資者失望。作為科學創始人，她親自設計并主導研發了四個新的候選藥：治療ROS1陽性非小細胞肺癌及NTRK陽性實體瘤抑制劑洛普替尼（Repotrectinib，TPX-0005），c-MET抑制劑Elzovantinib(TPX-0022)，RET抑制劑TPX-0046和ALK抑制劑TPX-0131。如今，這些候選藥都已進入臨床階段。

“同一個實驗結果，不同的人看出來的結論是不一樣的，你能看出什么名堂來絕對與經驗有關。當年我做克唑替尼項目時大概設計了幾百個化合物，現在我告訴員工每做一個新的化合物都要知道為什么，能用100個化合物解決的問題絕不做1000個，否則就是浪費。我們篩選化合物可以比一般公司縮短至少50%的時間。”

2019年4月，Turning Point Therapeutics 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在掛牌交易的第一天，公司股票價格上揚61%，IPO之后甚至一度取得483%的驚人漲幅。

2020年6月，崔景榮卻選擇離開Turning Point。她留下了豐富的產品管線，也為Turning Point留下了無限可能。

“我個人的強項是前期立項，當Turning Point在研項目重點轉移至臨床試驗階段，我和一山就決定從公司退出來。我們決定聘請有臨床經驗的CEO來繼續接棒推進，這樣可以把產品在臨床階段做得很好，如果我們繼續留在公司，反而會讓新任CEO縮手縮腳放不開。我不追求掌控一切，只要能在某一階段發揮自己最大的作用就好。從公司發展的角度，作為創始人，此時離開也是對公司最好的選擇。”

實際上，崔景榮創立的產品管線對于Turning Point這樣規模的公司已經足夠。如果繼續開發新項目，推進的速度可能會因資源有限而受影響。從這個角度，如果大公司接手進入臨床試驗會更有保障，速度也會更快，因為大公司在后期臨床開發階段占有絕對優勢。

2022年6月，BMS宣布并購Turning Point，并購總額達41億美元。這一結局，雖然為崔景榮的第一次創業劃上了完美的句號，但她真正最期待的是洛普替尼早日獲批上市，造福為更多癌癥患者。

“第一次創業，對我而言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沒有想過模式，也沒有計劃得太遠，我創業的最終目的就是把藥物推到臨床治病救人，臨床的最后成功是我內心的唯一目標。至于成功之后這個藥在誰的手里都無所謂，只要能治病救人，我的目的就達到了，最后的結果肯定也不會差。”

第一次創業成功也讓李一山特別感慨。他說非常佩服創業者，因為公司不論大小，只有走過來的人才深知其中的不易。他曾對余國良說：“自從我創業了才真正理解你當年的艱難，因為最后如果天要塌下來，只能由創始人頂著。”

▌“我周游世界的計劃又要被推遲了”

2021年3月初財經新聞報道：一家位于圣地亞哥、專注于腫瘤學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生物制藥公司BlossomHill Therapeutics宣布在A輪融資中籌集到7100萬美元，這家小分子藥物研發公司由著名的藥物設計和開發科學家J.Jean Cui博士和生物產業資深人士Y.Peter Li博士聯合創立。

報道中的J.Jean Cui正是崔景榮，Y.Peter Li則是李一山。

“2020年離開Turning Point后，我本來計劃回國跟父母待一段時間就去周游世界。但新冠疫情來了，所有計劃都無法實施。尤其在疫情初期，我和大家都一樣每天只能待在家里，我就開始專注健康飲食、做運動、讀書。那段時間也讓我有機會靜下心來認真思考以后做什么，慎重考慮后，我決定開始第二次創業。我周游世界的計劃又要被推遲了。”

有了第一次創業的成功，第二次創業融資容易了很多。崔景榮依然不喜歡談戰略規劃，她跟投資人的溝通語言是：我打算做哪個方向、有把握解決哪些問題、從研發推進到臨床需要多長時間、大概需要多少資金——這大概也是科學家創業的典型。

新公司BlossomHill Therapeutics由Cormorant Asset Management LLC領導A輪融資，并由OrbiMed Advisors和Vivo Capital，Hercules BioVentures Partners LLC聯合領投。Cormorant負責人表示：“我們正處于為具有可操作突變的患者提供精準癌癥治療的黃金時代,非常榮幸再次與崔博士合作，以使其獨特的藥物設計能力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強大的創新藥物。”

“BlossomHill現在有20位研發人員，管理層很簡單，大家都在做一線研究，包括我自己。激酶是很成熟的研發領域，我也非常熟悉，但在成熟的基礎上做創新更難。我們的出發點依然是臨床需求，從這個角度，哪些靶點能夠達到目的我們就選擇哪個。具體研究領域目前還不便公布，數據將是最好的證明。”

對 話

寧靜：業界有一種說法——國外BIOTECH公司大多會賣給大藥企，而國內BIOTECH都想自己做成大藥企成為“百年老店”。您創立的第一家公司Turning Point被BMS并購，似乎印證了這種說法。您認同這一觀點嗎？

崔景榮：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并不是一兩個人就能決定公司的未來，尤其上市公司的最終決定權在董事會。Turning Point后來也在招募團隊以建立自己的市場和銷售渠道，這是公司發展的自然過程。創業時我們無法預料后來會被并購，所以還是以自主推進為目標。當有大公司想要收購時，董事會需要選擇一個最優方案。Turning Point被收購是在我離開公司之后，所以我沒有參與。作為一個制藥人，我喜歡把事情做得簡單一點，只要把藥做成了，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李一山：很少有公司在創辦時目標就是被收購，真正能被成功收購的也是少數。創業公司有幾條發展路徑，上市是其中之一。上市后做得好可以一直自主往前走，比如資金雄厚的Turning Point也可以選擇不被收購。生物醫藥是一個極燒錢的行業，多次融資后創始人很少還能控股，所以最終決定權在董事會。我們從創業那一刻起就瞄準了如何把項目做好、解決目前醫療上解決不了的問題。只要有價值，不管走哪條路都可以立于不敗之地，BMS購買Turning Point也證明了這一點。

寧靜：第一次創業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么？第二次創業有何不同？

李一山：第一次創業最艱難的是首輪融資，基本是信任我們的朋友的天使投資。融資數額僅350萬美元，我們非常節省，公司最初的面積僅300平方米，用的都是舊設備。好在研發數據一直比較好，后來融資就容易了。

第二次創業時變成了投資人追著我們問是否需要資金支持，從我們決定融資到資金到賬7,100萬美元僅用了30天。我和景榮都非常感激投資人的信任，也會盡全力不辜負這種信任。第二次創業雖然發展路徑更清晰、有成功經驗作為后盾，但也不一定會比第一次創業更順利，因為科學本身充滿不確定性，創新就要解決新問題。

另外，我們在兩次創業中角色定位有所不同。第一次創業時我是CEO（首席執行官），景榮是CSO（首席科學家）；第二次創業景榮是CEO，我是執行董事長。為什么這樣設置？因為景榮的能力對我們這個初創科技公司而言無可替代，她在Turning Point的經歷證明她完全有能力統領整個公司。作為執行董事長，我可以支持她、做她沒有精力去做的事情，比如非研發類的公司事務——財務、人力資源、培訓等等。

寧靜：連續創業對您的最大吸引力是什么？

李一山：我們離開Turning Point后原本想去世界各地旅行，但因為疫情被擱淺了。不過說實話，像我們這樣的人旅行也只是短時間的，我們還是更習慣于這些年已經形成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生物醫藥產業有特別之處，經驗豐富的人非常重要，比如像景榮這種有獨特視角和能力的藥物設計科學家。我之前在投資公司時每年要看一兩百個項目，也見過不少創始人，在藥物設計及計劃方案上沒有遇到超越景榮的。

景榮研發的藥有兩個已經上市，還有一個也會很快上市，如果能再創造出幾個藥回饋社會，作為一個科學家已經非常了不起。我們熟悉創新藥流程，剛好有人愿意投資支持我們，這件事又兼具興趣和社會責任感，再創業就自然發生了。對我們而言，連續創業就像從一個熱愛的工作換到另一個熱愛的工作，創業也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另外，一旦創業就習慣于自己做決定，如果不完全退休，再創業也是必然的選擇。

寧靜：夫婦兩人在一起工作發生分歧怎么辦？下班回家后是否還會經常談工作？

崔景榮：從第一次創業開始我們就有比較明確的分工，我專注于研發項目，一山負責融資、財務等其它管理事務。當年他完成博士后進入企業就感覺對管理比較感興趣，后來又去讀了MBA，沒想到20年后為我們一起創業打下了基礎。

下班后，我們每天都散步，基本保持一天一萬步，但不太聊公司的事情。一山的興趣非常廣，人文地理都知曉。我的關注點非常窄，他經常聊一些新東西擴充我的知識面。我比較喜歡烹飪，但現在要控制飲食就不經常做了。現在最喜歡瑜伽，每天早晨練瑜伽1.5小時才去上班，收獲也很大，比如我年輕時從來沒做過“一字馬”，現在快60歲了反而做到了。只要努力就能看到成果，這是堅持做瑜伽給我最深的體會。

李一山：我們開始創辦Turning Point時有過一個口頭協議，研發項目的部分我可以參與或提出建議，但由景榮做決定，與商業有關的部分則由我來決策。比如關于項目方向，景榮想做耐藥性，我從商業角度希望做一些me better藥物以降低風險，但景榮說沒有意義，是浪費社會資源。我尊重了她的決定，事實上她是對的。

任何事情想要做好都必須專注并投入大量時間，不是僅靠聰明就能做好所有的事。景榮做藥物設計多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自然比別人看得更深更遠，她又是一個特別努力的人，所以在研發項目方面她絕對是權威。我做商業多年積累的經驗和閱歷也是別人無法替代的，所以我們各自發揮自己的優勢。

寧靜：您是中美教育的受益者，兩種不同的教育方式在工作中有何差異？

崔景榮：中國教育有非常值得贊賞的一面，學生基礎知識扎實、做事態度很積極、認真，但中國人有時容易把自己禁錮住，本來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卻總覺得不如別人，這樣容易錯失很多機會。

美國教育就完全不同，基礎不一定很扎實，但強調獨立思考和自信心的建立。在管理層，美國人比亞洲人有很大優勢，近些年美國公司高層管理層中印度人比中國人多也與自信有關。在一個團隊中，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往往取決于自信心。

另外，團隊合作在工作中的影響也很大。美國人非常強調團隊合作，而中國人雖然在個人努力方面很強，但有意識地主動參與、引導團隊合作相對比較弱，這可能也是中國人很少出現在團隊領導位置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寧靜：中國基礎教育很強，中國學生在各類競賽中也常有出色表現，但最終做出成績的概率卻不如美國，您對此有何看法？

崔景榮：任何成績都需要積累，比如諾貝爾獎就是長期努力的結果。中國改革開放才三四十年，還沒有達到真正的突破階段，并不能因此說我們中國人做的不夠好。我覺得大家有時候過于急躁，中國從很落后的狀態一直在追趕，即使在重復別人，當無限接近時才有可能去超越。到那時，中國人獲得諾獎就是順其自然的事。

任何科學研究都不是為了獲得某種獎項而生，作為一種新的科學突破，只有被后人意識到對全人類有貢獻才可能獲獎。如果評價機制把科研人員逼得太苦，研究質量就會受影響，所以應該回到一種自然的狀態。另一方面，雖然目前國內對論文的追求存在弊端，但也有一定的成果，我們查文獻時尤其在頂級科學雜志上，中國人的論文非常多，我相信積累到一定程度時肯定會有人獲得諾獎，這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寧靜：這么多年在美國工作學習，是否考慮過回國？

崔景榮：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科研工作者，不太喜歡社交。很多人說到美國就像到了鄉下，我倒覺得干擾比較少，可以靜下來踏踏實實做事。如果能一心一意專注于一件事，人也會比較放松。

創業前，我曾應邀回國幾次做報告，跟國內臨床醫生溝通得比較多。創業后節奏非常快，比如第一次創業從建立公司到項目申請臨床試驗只用了兩年時間，很少有時間和精力再考慮公司之外的機會和活動。

另外，盡管醫學在飛速進步，我們仍然會看到生命在疾病面前的無助甚至束手無策，這時責任感會超過一切。當我發現有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就希望以最快速度去付諸實踐，希望用最小代價、最短時間達成預定目標，因此我更喜歡在熟悉的環境里做事，畢竟輕車熟路，所以一直沒有時機考慮回國。

李一山：創辦第一家公司時我曾經回國考查過，當時去了杭州和天津。美國的融資一到位就有了壓力，速度不得不提起來，也就沒有精力再考慮其他事，所以始終沒有邁出回國這一步。人要找到適合自己的環境和方式，我有很多朋友在國內發展得很好，我也為他們感到高興。

寧靜：是否有特別遺憾的事？如果有機會重新選擇，您會做出什么改變？

崔景榮：在事業方面，我這一輩子還是非常幸運的。即使有機會重來，我也還會選擇化學，還會做一名藥物化學家，因為我感覺做藥物研發是一種使命，一種責任， 當然也樂在其中。

但還是有一些遺憾，比如年輕時總是對一些事過度緊張。如果能重新來過，我希望花更多時間陪伴孩子，我的兩個女兒基本是放養式教育，她們小時候我沒有太多時間去關注，即使我在孩子身邊也經常人在心不在。

我也曾經因為要接送孩子上下學在公司只能工作8-9個小時，等孩子們吃完晚飯后再工作到午夜，所以很多藥物設計工作都是在家完成的，勞拉替尼的原始設計靈感就來源于我開車上班路上對前一天晚上問題的突發奇想。所以，兼顧家庭對每一個職業女性都是很大的挑戰，如何平衡工作與家庭尤為重要。

李一山：有些事因為有了更多經歷看法會有所不同，也不能算遺憾。比如我們都是學科學的背景、熟悉相關行業，所以希望孩子也像我們一樣。當年她們有不同的興趣，我就先試著說服她們。如果現在遇到同樣的問題，我會選擇積極支持孩子的興趣，但當時就是受到視野的局限。

寧靜：對于正在求學或初入職場的年輕人，您想說些什么？

李一山：我在做博士后時發現自己對科研的興趣不充分，后來決定遵從內心去商學院讀書，之后做生物醫藥商務管理工作至今，我覺得是很正確的決定。所以，一個人的職業發展不要過早固化，應該從真實興趣出發并考慮自身的能力才能獲得真正的滿足感。

崔景榮：我們這一代人其實很幸福，小時候自由玩耍不用考試，初中才開始正規學習，在自然的狀態中長大，后來又有機會接受一流的大學教育。

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中外教育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小。尤其現在網絡如此發達，如果只從知識的角度，在家也能學習大學知識。但是一個人開闊的眼界對人生有著重要影響，有機會與世界上不同民族的人接觸其實是拓寬視野的過程。所以，在哪里上大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開闊眼界、培養國際視野，這對人生意義深遠。

我工作初期變動比較多，每個公司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經過不同的學習過程，知識水平和能力都會在無形中提高。時間是不可逆的， 我希望在時間的長河中留下痕跡，少有遺憾，每一件事都盡量做到自己能做的最好，多年積累后就會發現一個不一樣的自己。

我的背景是化學，進入生物醫藥行業就意味著所有與藥物有關的知識都要從頭學起，如晶體結構、計算化學、蛋白、藥物動力學、毒理等等。在美國工業界，藥物化學家95%以上來自有機化學專業，之后就邊干邊學。如果只滿足于做化學，那就只能一直待在實驗室做合成。如果想成為一個真正的藥物化學家，就需要花額外時間去鉆研，多年后才能有機會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問題、解決問題。這時候，在大學積累的學習方法、習慣、甚至哲學思維都會有幫助。

最后，不論做任何工作，別忘了快樂最重要。

參考資料：
《校友訪談：肺癌新藥發明者崔景榮》，中科大校友基金會，2012-02
《華裔女科學家崔景榮：尋找創新抗癌藥》，知識分子， 2020-11-09 （原文作者金淘沙揀）
《273億！醫藥巨頭收購華裔科學家公司，對國內Biotech有何啟示？》，晨哨網，2022-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