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在廣州舉辦第九屆醫藥創新與投資大會（簡稱“創投大會”）開幕式上，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執行會長宋瑞霖分享了“對建立創新藥多元支付體系的思考”的主題報告。
宋會長在報告中從當前我國醫藥創新產業格局為出發點，指出當前我國的創新藥市場機制與單一支付體系是影響產業進一步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原因。宋會長表示，“第一屆創投大會于2016年舉辦時正趕上中國藥品監管在畢井泉理事長的帶領下進行翻天覆地的改革，那一場改革帶來了創新藥的‘春天’，當下中國醫藥創新已經邁入2.0時代，需要轉換新維度、尋找新增長點。”他強調建立以商業健康險為抓手的多元支付體系是解決當前中國醫藥產業發展困境的唯一路徑，并據此提出多項具體政策建議。
在政策的引領與資本的加持下，中國醫藥創新能力已經邁入新的臺階。截止今日，我國的全球研發貢獻已經穩居世界第二梯隊前列。以企業總部所在國統計，2023年中國研發管線產品數量全球占比28%，首發上市新藥數量占全球的26.2%，所以不管是站在研發管線角度還是在全球首發上市藥物角度，中國均已經遠遠甩開第二梯隊其他國家，僅次于美國。
但從市場角度來看，我國醫藥創新距離世界發達國家依然存在較大差距。盡管我國擁有巨大的人口優勢，在GDP總值和醫藥整體市場方面，我國都是毋庸置疑的全球第二大市場。但從創新藥的角度來看，其市場規模與整體上的“全球第二大市場”錯配嚴重，2021年我國創新藥市場僅占全球的3%。
創新藥市場空間受限的短期后果已經在產業運轉與資本市場上有所體現。自2022年始，中國醫藥工業的增長速度從長期高于GDP增速的狀態，突然急劇下滑，2022年和2023年的年增長率分別為-1.5%、-5.2%，2024年上半年恢復到1.2%，但仍然遠低于GDP 5%的增速。與此同時，近兩年醫藥企業的利潤也呈明顯的下降趨勢；在資本市場方面，面臨經濟增長降速的困境，我國從今年9月份開始發布一系列金融市場增量政策帶動二級市場大幅上漲。但近兩個月二級市場上創新藥產業指數漲幅僅為25.3%，遠低于芯片、人工智能等其他行業50%以上的增速，并且一級市場增長幅度有限。從長遠來看創新藥的市場困境將進一步影響我國患者的臨床獲益。我國是典型的癌癥大國，無論是癌癥新發人數還是死亡人數均遠高于美國。但目前我國的癌癥患者癌癥術后5年生存率僅為40.5%，遠低于美國的66.9%。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的市場環境嚴重阻礙了創新藥對患者的獲益。以CAR-T為例，目前中美上市產品數量基本相當，但已上市產品的治療人次卻差異巨大，美國已有27000余人次接受CAR-T產品治療，約為中國產品治療人次的47倍。并且產業的困境使得研發端更難擺脫“Me too”模式，當前我國抗腫瘤新藥研發依然聚焦于國外已經得到臨床驗證的領域，對于食管癌等中國特色且臨床急需的癌癥領域研發熱度甚至低于美國。放眼世界，美國的藥品創新能力長期占據全球首位且經久不衰，概因其給予藥企合理回報的市場機制，引發了全球醫藥創新的虹吸效應。相比之下，歐洲在實行藥品價格控制措施之后，本地區內的創新藥企業紛紛將產品轉移至美國上市，造成歐洲本土的創新流失。根據美國《制藥經理人》最新發布的全球處方藥銷售額排名，諾華、羅氏、阿斯利康、賽諾菲和葛蘭素史克5家歐洲企業上榜前十，但其藥品收入結構中，美國占比皆高于歐洲。美國市場的優勢使得歐洲公司紛紛選擇將美國作為創新藥首次上市地，醫藥創新的聚集進一步推動了美國藥品審評水平的提升，推動FDA始終處于全球科學前沿。宋會長表示“一個沒有自由市場的國家，很難造就國際化的產業，沒有一個國際化的產業，何談國際化的監管。”而這一現象已經在中國出現苗頭，作為中國醫藥創新的代表性企業，百濟神州2024年第三季度銷售收入美國占比已經達到50%，而中國的銷售收入僅占38%。造就中國醫藥創新市場機制的核心應為多元支付的醫療保障體系。隨著我國老齡化的加劇，近幾年醫保基金的收支開始出現失衡，支出增速超出了收入增速，基金結余不斷縮小。尤其對于覆蓋9.6億人口的城鄉居民醫保，醫保基金承受的壓力更為明顯，2023年當期結余僅有112億元，同比降低85.6%，這與我國不斷涌現的創新成果嚴重不匹配。同時三醫協同受阻情況下，創新藥長期以來“入院難”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2023年談判納入醫保的21種抗癌藥的三級醫院平均配備率僅為1.78%。同時盡管已有雙通道政策，但由于我國處方外流的比例長期處于較低水平，雙通道政策的作用并未發揮出來。任何產業的發展均離不開應用場景、市場投資、人力資源這三個要素，這其中應用場景決定了行業發展的市場空間，是三要素之本。創新藥產業發展困境正是源自于以支付和準入為代表的應用場景受阻。對此黨中央國務院已經前瞻性的進行政策引導。在戰略方向上，202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黨的第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醫療、醫保、醫藥協同發展治理”，提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要素價格機制”、“防止政府對價格形成不當干預”。
在具體方案上，7月5日國務院審議通過的《全鏈條支持創新藥發展實施方案》明確提出“統籌用好價格管理、醫保支付、商業保險、藥品配備使用、投融資等政策，優化審評審批和醫療機構考核機制”，在9月11日國務院印發的《國務院關于加強監管防范風險推動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中進一步提出要提升健康保險服務保障水平、擴大健康保險覆蓋面、豐富商業醫療保險產品形式。我國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是在1998年開始逐步完善的，依據的是以仿制藥為主的產業基礎，如今我國醫藥產業已轉變為以創新產品為主，醫療保障體系需要相應的與創新驅動的國家戰略相匹配。建議在保障國家醫保基金安全的情況下試點創新支付改革，建立以商業健康險為主要補充的多元支付體系，在仿制藥“用得起”和創新藥“用得上”之間實現均衡。同時對于低收入人群建立單獨的補充醫療救助。宋會長表示“當價格回歸到市場，當中國建立完善的自費藥市場的時候，創新藥產業和商業醫療保險才能夠有發展的空間，有立足之地。”對于商業健康險的發展，宋會長從以下三個方面給出了政策建議：一、搭建商保與醫療的共贏機制。首先推動醫療機構對商業健康險開放，其次建立商業健康險醫療服務目錄與藥品目錄，同時需要設立商保公司對臨床診療與合理用藥的監督機制。二、加強商保行業管理。嚴格管理商業健康險產品的賠付比例，同時建立以患者服務水平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三、完善籌資機制。一方面對投保人，建立商業健康險納稅折抵機制，同時鼓勵企業將購買商業健康險納入人才吸納獎勵體系，并由地方政府對企業給予所得稅抵扣優惠。如若上述商業健康險的相關建議能夠落地實施，按照目前我國人均收入結構計算，執行與醫保同等的2%個人收入的繳費比例，預計全國商業健康險基金年收入最高能達到3.42萬億，將超過2023年全國醫保基金收入。這一方面能夠為創新帶來合理回報，另一方面將會帶動更多的產業投資，形成產業正向循環，推動中國從醫藥大國真正走向醫藥強國。宋會長強調，行業發展在以產業政策作為支撐的同時，更需市場政策進行引領。“目前各地的招商引資政策不斷發布，但實際上招商依舊困難，因為企業家、投資人不僅看重地方營商環境，更看重在哪一塊土地上能夠得到合理的預期收益，因此各地政府一定要把我們的思路扭轉過來。”
